再不努力，就要被中国原材料卡脖子？欧美日医药有多依赖中国？
硬核熊猫说
中国原材料要是停产，全世界就没药吃了。
前段时间，日本说如果中国停止供应原材料，那么日本的抗生素就要停产了，把我搞懵了。
要知道抗生素是全球公共产品，在医疗行业应用最广、用量最多的药品之一，啥时候咱们的制药行业这么牛？能卡住日本抗生素的喉咙？
于是我就去查了下资料，这才发现我肤浅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何止是日本医药被中国卡住脖子，欧美日印等医药强国全得看中国脸色。
比如：美国为了保证部分原材料， 在去年11月份，直接动用《国防生产法》来，保障部分原料药的生产；欧盟去年也通过了一份长达58页的报告，要对原料药生产进行回流，大力度促进欧盟的原料药生产；英国更是提出，要全面向制药厂商支付补贴，来促进抗生素原料药的生产。
再加上如今的日本，欧美日等国家竟然集体开始酝酿“医药业回流”，原因和中国都有关系，
网上有些印吹，说印度仿制药跺跺脚，欧美国家医疗行业就要大地震。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印度的仿制药也严重依赖中国的原料药，不仅每年从中国进口约1740亿卢比的原料药，占比高达40%，而且许多关键原料药近乎100%依赖中国进口。
只要中国原材料停产，印度仿制药和全世界医药都得崩溃。
这无疑让西方国家难以接受，因此才组织一场史上最大规模的“制药业回流”。
中国医药原材料：被低估的霸主
中国医药原材料为啥这么强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欧美的制药业肯定是远超中国的，各种药物都是进口的卖得更贵，卖得更好。
但在医药行业，掌握话语权的不仅仅是药品，还有原料和市场，甚至对于大众来说，原材料的意义更大。
原料药就是用于生产成品药物的原料或者中间体，举个例子，咱们说的“白加黑”“泰诺”等药品的原料药就是对乙酰氨基酚，“芬必得缓释胶囊”的原料药就是布洛芬。
也就是说，没有原材料，欧美所谓的专利药其实都要歇菜。
而原料药可以分为三种：大宗原料药、特色原料药和专利原料药。
其中，大宗原料药主要指抗生素、维生素、激素、解热镇痛药等目前世界上常用药物的原料药，可以说关乎整个医疗行业的运转，每个人生病吃药都离不开这些药物。
而绝大部分大宗原料药的生产，中国都有绝对性的优势，这也是西方国家制药业回流的目标所在。
但这些原料药真的能回流到西方吗？一个字：难！
实际上，这些大宗原料药最早也都是西方国家发明的，他们的生产历史远比我们要早得多，以对乙酰氨基酚为例，最早在1877年，对乙酰氨基酚就已经被欧洲人发现，当时我们还处在大清朝时期，现代药物生产几乎为零。
但现如今，我们却是对乙酰氨基酚的最大生产国，产量占全球的60%以上。
西方国家想要实现原料药回流，那就得先搞清楚一件事，抗生素、布洛芬、维生素，这些欧美先发明的药物，是怎么就成了“中国特产”的？
我们先来说说拯救了无数人生命的抗生素。
最有名的抗生素莫过于青霉素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于1928年被英国科学家弗莱明首次发现，1938年美国科学家又首次实现了人工提炼。
但早期的青霉素生产全靠微生物发酵，不仅产量低，而且提取也非常困难，这导致青霉素的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很多人用不起。
1949年时，1瓶0.12克的青霉素，价格相当于0.9克黄金，真的是比黄金还贵。
当时，你有钱都买不到青霉素。
在抗美援朝时期，就遭遇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多受伤的战士都急需青霉素救命，但当时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就算拿着真金白银都买不到青霉素。
最后还是靠着霍英东等爱国商人，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走私了一批青霉素药物，才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霍英东为何能享受国礼，和他支持我们朝鲜战争有很大的关系。
也是这个时候，我们认识到了原材料药物的重要性，以来别人提供药物，永远是靠不住的。
于是我们就开始尝试自己生产青霉素。
1950年，童村、马誉澂等科学家对国外的青霉素生产法进行了改进，用醋酸盐作为结晶剂，成功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结晶青霉素钾针剂，一举打破了西方的封锁。
之后，我国科学家又通过大量试验，用国产的棉籽粉替代了被美国垄断的玉米浆，解决了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问题。
在1953年5月，我国首次实现了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摆脱了青霉素依赖国外进口的时代。
但此时我们抗生素生产只是解决了有无问题，相比于西方国家高效生产，依然落后很多。
直到1958年，中国抗生素领域才有了突围的契机。
当年一个名叫谢汉的人通过化学方法，人工合成出了6-氨基青霉烷酸。
这一方法直接开辟出了化学合成法来生产抗生素的新道路。
当时抗生素生产主要是从微生物的副产物中提取，属于生物工程领域，但是生物工程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微生物的发酵效率太低了。
而人工化学合成法恰好可以解决了这一难题，大大提高了抗生素的产量。
对于中国医药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天降喜事。
因为在生物领域，中国远远落后发达国家，但是在化工领域就不一样了，中国说一句世界第二，也没人敢称世界第一，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产量最大的化工产能。
抗生素的这一转变，直接让我们完成了弯道超车。
在数十年的积累下，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走到了顶端，而且是天花板的顶端。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75%的青霉素，80%的头孢菌素类抗生素，90%的链霉素类抗生素都产于中国。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想要让抗生素生产合流，就得重建一整套的重化工业生产体系，才能跟中国厂家竞争。
但问题来了，他们要是有能力维持这么一套重化工业生产体系，现在世界上第一大化工生产国还会是中国吗？
所以，在抗生素生产领域，西方想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甚至重建产业链，很难！
甚至连欧美最擅长的生物领域也已经被中国赶上，部分技术还被我们反超了。
典型的例子就是维生素C。
维生素C原本是欧美人的天下。
1933年，瑞士化学家塔德乌什·莱希施特发明了维生素C的工业化生产工艺，瑞士的罗氏制药公司通过垄断这一方法，一跃成为了世界制药巨头，一度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维生素市场。
罗氏制药还通过与德国、日本的药企合作，组建了“VC同盟”，垄断了全球维生素C的生产和销售，把VC这么一种常用药物长期以高价出售。
维生素是人体常见且必须的微量有机物质，因为买不起，中国也只能自己研发。
1980年代，罗氏制药的VC同盟发现了一个对他们致命的危险，市面上竟然有人在以“白菜价”出售维生素C。
这个情况严重动摇罗氏在维生素市场的垄断地位，于是他们立刻展开了调查。
而这一调查，罗氏VC同盟直接吓傻了。
原来，在1971，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一批科学家从成千上万种微生物中分离出了一种特殊的微生物，利用这个微生物，中国药企对VC的“莱氏生产法”进行了大改，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生产维生素。
原本的“莱氏生产法”生产VC，需要将葡萄糖加氢生成一种叫山梨醇的原料，山梨醇经过黑醋菌发酵成为山梨糖，再经化学氧化转化成VC。
这种只经过一次微生物发酵的生产法也被称为“一步发酵法”。
但中国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微生物，它们能够将山梨糖直接转化成VC的前体：2-酮基-L-古龙酸，不再需要经过化学氧化就能生产。
并且，这些微生物的发酵率最高能够达到78%。
这种经过二次发酵的生产法被称为“二步发酵法”。
相比于莱氏法，二步发酵法最大的优势在于安全环保还省钱。
山梨糖氧化成VC需要用到有毒有害的苯、液氯和发烟硫酸，不仅操作困难，而且后续的废弃物处理也是一大难题。
二步发酵法完全去除了这些有毒物质，其他化工原料的用量仅为莱氏法的六成不到，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1979年，北京、上海、宜昌等地的二步发酵法VC生产车间建成投产，我国的VC产量大幅提升，成本大幅下降，直接跑步进入世界领先水平。
大量白菜价的VC进入市场。
1980年，VC二步发酵法研究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罗氏也坐不住了。
1985年，经过几年的谈判，罗氏制药以550万美元的高价，从我们手中购买了VC二步发酵技术的海外生产授权，这一金额创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单项技术出口交易额纪录。
但随着国内产量的增加，以及对二步发酵法的进一步改进，我们的VC产量迅速提升，罗氏主导的国际VC联盟最终被中国药企给干趴下了。
2022年，中国的VC产量达到了11万吨，占全球产量的90%以上，让全世界人民都吃上了更便宜的维生素C。
在2023年，中科院微生物所又对维生素B5的生产方法进行了改进，将荷兰、德国等国未能解决的发酵杂质过多的问题成功攻克。
新的生产工艺将水消耗减少了90%以上、能耗减少了16%，再次降低了生产成本。
先进的技术，再加上成熟的工业和更低的人工费，中国医药几乎很难被撼动。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固然在部分科技领域处于领先，但实际上，我们的科研体系也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
我们的科研与生产结合得更加紧密，只要突破技术，就能快速降低成本和优化工艺。
中国目前在高端药物，或者某些有专利制约的药物还是比较落后，但是这种落后一直在缩短，一个原因是我们技术进步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医药是有天花板的，又成为边际效应。
边际效应是由技术、时间、成本等组成。
很多先进药物研发一次就要花很多时间和资金，越是往后，需要的时间和资金就越大，而且还会带来很多技术限制，就像摩尔定律一样，西方药企很难突破这个“医药天花板”。
上面说过，早在1877年，欧美就研制出了对乙酰氨基酚，而另一种常见的解热镇痛药——布洛芬，在1953年问世，1970年正式上市。
现在距离布洛芬上市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上最常用的两种解热镇痛药，依然是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
为什么没有更好的新药取代在它们呢？
新药成本就不说了，单说技术，想要同时满足成瘾性低、副作用小，还要能解热镇痛，就已经很难了，如果再算上低廉的生产成本，这种既要又要还要，几乎做不到。至少资本为主的药企是不愿意做的。
既然没有新药，而专利期又只有几十年，那么药物的专利保护期一旦过去，药物市场的竞争就从垄断成了工业生产了。
谁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生产药物，谁就能掌控药物市场。
这时候，我们科研体系与生产结合更紧密的优势就被放大了。
以布洛芬为例，目前中国有900多项关于布洛芬的专利申请，其中80%以上都是发明专利，这些发明专利很多都是针对布洛芬生产工艺的一些改进。
有些工艺改进比欧美先进的工艺多得多。
比如1992年的一篇专利中，就对布洛芬的生产工艺进行了改进，每生产一吨布洛芬，就能节省11500元人民币的辅料。
正是因为这些工艺上的改进和研发，反过来构筑了我们制药业上的护城河，没有这些工艺，西方国家很难生产出成本跟我们一样的药品。
中国原料药专利申请数量占全球原料药专利申请总量的60%以上，比全世界其他 国家加起来的都要多。
仅2021年一年，中国原料药专利的申请数量就达到了630项，而第二名的美国仅为75项，日本和欧洲的相关专利申请量更是只有22项和16项。
所以，西方国家规划的大宗原料药回流计划，注定不会很顺利，因为他们即要解决医药的技术天花板，还要和人类制造业史最强悍的民族进行比拼。
当然欧美能在新药上领先中国还是有一些能耐的。
比如在特色原料药和专利原料药上是占优势的。
什么是特色原料药？其实就是我上面说的还处在专利保护期内药物的原料药，或者专利刚刚过去，中国还没能来得及研发的原材料。
因此欧美药企的战略其实非常清晰，要么更多的是集中在一些新药的突破上，靠垄断药品谋取利益，然后再投入研发，继续搞垄断，如此循环。
但是，随着欧美国家制造业成本的不断上涨，以及制造业水平的下滑，很多欧美化工厂和药厂将原料药生产迁到了成本更低的国家，主要就是中国和印度。
这会让他们的研发能力逐步下降。
也就成了中国乃至印度药企的机会。
中国生产的沙坦类、普利类等特色原料药占据了日本等国家的主要市场，而印度则是靠着独特的仿制药生产环境，成为欧美特色原料药的首要来源国。
网上有很多人吹嘘印度仿制药，其实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印度仿制药怎么来的。
他们正是复制中国早期仿制的经验，只是中国科技先发展起来了，必须要保护专利，才逐步从仿制转向了原材料和正品药物的研发。
比如被大家吹嘘的印度仿制药，60%的原料药其实都是直接从中国进口的，然后再稍微加工一下，就卖到世界各地区，说白了印度就是相当于一个组装厂，二道贩子的角色。要论真正的技术，还差中国很多。
这些年来，有很多欧美药企选择直接绕过印度，与中国企业合作，这些中国企业还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委托开发制造商（CDMO）”，他们就是专门负责接受欧美药企的委托以及技术支持，为他们生产特色和专利原料药。
贴牌知道吧？欧美很多品牌都是找中国代工，然后贴上自己的标签就是一个名牌，欧美有很多知名药品也是如此。
2014年到2018年，中国CDMO行业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1%，2018年到2023年更是达到了夸张的20.8%，啥概念呢？不到五年就能翻一倍。
中国国内的药企研发能力正在快速崛起。
仅根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中国创新药的海外授权交易就超过了50笔，交易总金额超过43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50%，中国创新药企对外授权的项目数首次超过海外引进至国内的项目数。
是不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大家都知道美国一向对中国药品是很不屑的吧。
但是在某些药品上，美国还得用我们的药。
2019～2023年，中国就有8款药品获美国FDA上市批准，其中，2023年中国创新药在美国获批上市的数量，更是达到了5款之多，创下了历史纪录。
这些国产创新药大部分用的都是国产的原料药，进一步带动我们的专利原料药行业飞速增长。
此消彼长之下，中国原材料药物和新药崛起几乎成了必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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