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月度报告发布，聚焦亟待新动能提振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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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总第77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
杨瑞龙
主持，聚焦“
亟待新动能提振的中国宏观经济
”，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
王孝松、张斌、毛振华、杨瑞龙、孙明春、缪延亮
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王孝松
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六个方面展开：
一、经济起步平稳，动力仍待加强
二、价格水平仍处于低位
三、景气水平回升
四、对外贸易发展状况
五、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六、政策建议
一、经济起步平稳，动力仍待加强
从经济运行状况来看，有三方面数据表现较为突出。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表现良好。在1-2月份，其增长速度达到5.9%，高于去年大部分月份的水平。尽管与去年12月相比略有回落，但从整体上看，这一增速仍处于较为理想的区间。
（一）制造业增长率达到6.9%，高于整体水平
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态势呈现出未来蓬勃发展的潜力，其增长率达到了9.1%。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增长率较为突出，私营企业成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
从行业分布来看，产业结构持续升级的态势明显。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增长率达到20.8%，汽车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增长率也达到12%，这些行业均为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行业。
综上所述，1-2月工业经济延续了较快增长的态势。高技术制造业以9.1%的增速成为重要的拉动力量，私营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整体工业增加值增速，其经济活力得以充分展现。
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快速增长进一步表明工业产业结构正持续向好发展。
（二）投资增速达到4.1%，为近一年来相对较快的水平
按投资来源划分，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长率同比增长7%，但在企稳回升过程中，其发展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而民间投资同比增长率为0%。按构成划分，设备工器具购置增长率达到18%，这一较高增速体现了“两新两重”政策的成效，
其中“两新”政策中的设备更新是推动其增长的重要因素。
按产业划分，第一产业投资增长率为12.2%，第二产业投资增长率为11.4%，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是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
按行业划分，增长最快的投资领域为水电气及公用设施，增长率达到25.4%，农林牧渔业投资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按注册类型划分，港澳台商投资增长较快，增长率为10.1%；然而，外商投资企业继续呈现负增长态势，减少比例达10%。
综上所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升，达到近一年来比较高的水平,制造业的带动作用较为显著。然而，民间投资增长率为0%，显示出动力不足；外资企业投资则呈现负增长，减少比例达10%，反映出外资企业的投资信心不够充足。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前两个月达到4%的增速
这一成绩虽属可观，但从近一年的时间跨度来看，其波动较为明显，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具体来看，整体零售总额增速为4.0%，其中除汽车之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更为显著，达到4.8%。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为4.3%，而网上零售额增速略高，为5.0%。从经营地址来看，乡村零售额增速略高于城市，餐饮收入增速为4.3%，商品零售增速为3.9%，而规模较大的零售企业增速为4.4%。
综合来看，零售总额的特征表现为消费增速整体呈上升态势，但波动较为显著。
各业态及各类型消费的增长相对均衡，无论是按类别还是按消费类型划分，基本都在4%上下波动。此外，部分数据显示消费升级趋势较为明显，尤其是一些细分领域中，代表新生活方式的消费增长率更为突出。
二、价格水平
最近一段时间，价格水平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很多文章也对其展开分析，探讨CPI同比、环比均呈现回落的原因。CPI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后续将进行详细分析。
PPI同样出现同比、环比双回落的情况，其主要原因是供给因素导致PPI下降。
CPI同比下降0.7%，环比下降0.2%，在过去一年中，CPI基本维持在0%左右的水平，但今年出现了明显下降，而此前CPI同比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从分类别来看，仅有衣着类别略有增长，其他类别均呈现下降趋势或增长可忽略不计。其中，其他用品和服务同比增长6.5%，而环比来看，除其他用品和服务增长0.7%外，其他所有类别均为负增长。
今年2月CPI同比、环比均出现下降，其中春节错月因素是导致同比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今年春节在1月，错月效应使得2月CPI同比下降。此外，蔬菜丰收以及汽车促销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CPI价格水平。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物价水平整体仍处于相对低迷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计算方法，若剔除春节错月因素，CPI虽有0.1%的微弱上升，但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2%目标相距甚远。这一微小的涨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反映出当前物价水平仍需引起关注。
其他用品和服务的环比与同比增速均较为显著，其中，其他用品主要包括金饰品，国际黄金价格持续上涨带动了金饰品价格上升。此外，近期上映的《哪吒2》电影推动了电影票价格的上涨。在外餐饮、家政服务、美发以及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呈现出一定的价格增长态势。然而黄金价格的上升主要受国际因素影响，具有不可控性；而热门电影的推出也并非每年都有规律可循。若剔除这两方面的支撑因素，CPI增速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所以，价格低迷值得进一步关注。
PPI持续低迷，2025年2月PPI同比下降2.2%，环比下降0.1%。
从细分领域来看，工业生产值购进价格变化率呈现负增长态势。其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5%，生活资料出厂价格环比持平，同比下降1.2%，其走势与CPI基本同步。尽管PPI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同比与环比降幅有所收窄，这主要受到供给因素的影响。钢铁、煤炭和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同比大幅下降，推动了PPI的下行趋势。此外，2月份正值春节假期，许多工厂停工，这一状况也加剧了PPI的下降。
三、相关思考与政策建议
2025年2月份，中国PMI为50.2%，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景气指数有一定上升，信心得到了一定回升。
1、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5%和51.1%，比上月上升2.7和1.9个百分点，制造业产需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1%，表明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加快。从业人员指数为48.6%，尽管仍在50%以下，但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用工情况有所改善。
2、各类规模企业生产经营有所分化。大型企业PMI为52.5%，较上个月上升且高于临界点。但中小企业PMI分别是49.2%和46.3%，低于临界点的同时还比上个月有所下降。
3、重点行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PMI指数分别为50.9%和50.8%，比上月都有上升，并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消费者行业PMI为49.9%，比上个月有所上升，显示出该行业正处于恢复阶段。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达到50.4%，比临界值要高，表明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分行业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52.7%，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比上个月有所下降。尽管如此，部分行业表现突出，航空运输、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高于55%，处于较高景气区间。从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来看，该指数为56.6%，显著高于临界点，反映出多数非制造业企业对市场预期较为乐观。
非制造业投入品价格指数为48.4%，较上月下降2个百分点，表明非制造业企业经营活动的投入品价格总体水平低于上月。其中，建筑业投入品价格指数为49.3%，较上月有所上升。销售价格指数为47.8%，建筑业销售价格指数为49.1%，较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为46.5%，较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显示出非制造业企业用工景气度有所回落。
4、
综合PMI产出指数较上月上升，达到51.1%，表明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呈现回升态势。
具体来看，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2.5%，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
相比之下，制造业的恢复更为显著。
四、对外贸易状况
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表现欠佳。2025年前两个月进出口总额约为9094亿美元，同比下降2.4%。其中，出口额为5399亿美元，同比增长2.3%；进口额为3694亿美元，同比下降8.4%。通过对比近几年1-2月的贸易数据，2020年受疫情冲击，进口较2019年同期下降7%，而当前进口降幅达8.4%，已超过疫情时期的下跌幅度。
尽管贸易顺差高达1705亿美元，同比增长36.23%，但这一顺差的扩大主要是由于出口小幅增长与进口大幅回落所致，可视为一种衰退性顺差，反映出进口需求的快速萎缩，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当前，一般贸易占我国整体贸易的比重最高，达到64%。然而，1-2月数据显示，一般贸易的下跌幅度较为明显，整体进出口下降4.7%，进口下降12.8%。加工贸易虽然比重不到36%，但前两个月的数据显示，其出口、进口和总量均明显上升，这一趋势值得警惕。目前一般贸易的进口增速回落非常显著，导致整体进出口下降。
此外，对外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购进的机器设备下降幅度达到46.3%，这一现象也应引起关注。
稳外贸和稳外资是相互关联的，外商投资下降10%，意味着他们减少投资，从而导致机器设备购进下降46.3%，降至8000多万美元的水平。
从贸易伙伴的角度来看，东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与东盟的贸易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15.8%。其中，对东盟的出口增长了5.7%，但进口下降了1.3%。欧盟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占比12.7%，对欧盟的出口有所增加，但进口下降幅度较大。美国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占比11.2%。尽管东盟和欧盟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区域贸易伙伴，但从单个国家来看，美国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1-2月，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和进口均实现了2%以上的增长。这可能与特朗普胜选后市场预期加征关税有关，导致了“抢出口”现象，
但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且从当前数据来看，我国与美国的贸易发展态势良好。
韩国是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已超过日本，占比5.1%。然而，2025年前两个月，我国对韩国的出口和进口均出现了小幅下降。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其被视为我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但从1-2月的数据来看，情况并不十分乐观。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了1.3%，但进口下降了6.1%，表明在这些地区仍需进一步加强贸易合作。在RCEP方面，我国的出口有所增长，但进口下降了6.6%。此外，我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中，进口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与此同时，我国与非洲的贸易仍有较大的开拓空间，目前非洲40多个国家在我国贸易中的占比为5%，2025年1-2月，我国对非洲的出口和进口均出现了明显下降。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2025年1-2月，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3.69万亿元，同比增长2%，占进出口总值的56.4%，贡献最为突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下降0.3%，占比29.2%。国有企业进出口总额下降13.4%，占比14.2%，其下降幅度最为显著。
从行业和产品类别来看，前两个月机电产品出口额为3237亿美元，同比增长4.2%，占出口总值的60%，表现较为理想。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额为302亿美元，同比增长10.5%。高新技术产品、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机械设备的发展势头良好，例如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11.9%，汽车出口同比增长2.5%，这些均为当前低迷的对外贸易中值得关注的亮点。
传统优势产品出口面临一定挑战。
2025年1-2月，机电产品中的手机出口同比下降3.3%，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继续下降，降幅达8.2%，其中纺织品服装和塑料制品的出口均出现明显下滑。
在进口方面，下降幅度较为显著。
农产品进口同比下降14.7%，铁矿砂进口下降30%，其他大宗商品也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这一现象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生产领域开工不足，导致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减弱，从而使得相关进口量大幅下降；二是消费市场表现不够活跃，影响了农产品及最终产品的进口需求。
综上所述，生产与消费两端的疲软是导致进口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五、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从短期数据分析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动能的涌现，二是政策红利的释放。而挑战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信心有待进一步提振；二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一）机遇
1、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23年规模以上企业在信息技术相关硬件设备和软件应用等方面的投入较上年增长了1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数字化信息化投入增长较快，同比增速超过20%。此外，2023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信息技术人员数量达到657.6万人，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信息技术人员增长显著。同时，企业在计算机使用、网站建设等方面也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
2015年至2023年期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持续增长，部分年份增长率甚至超过20%，显示出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的显著增长态势。数字技术的贸易创新能力显著提升。2023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规模达到1290亿美元，同比增长3.9%。截至2023年底，中国大陆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01.5万件，同比增长22.4%，在全球排名首位。
数字技术加速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上下游全要素的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成为中国增强数字价值链关键环节竞争力的重要新动能。
从数据贸易增长潜力来看，其正在加快释放,数字产品延续了显著的增长态势。以最新发布的数据为例，2025年前两个月，机器人、加速器、服务器产量分别增长95.8%和73%。服务机器人、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5.7%、29.9%和27%。从增加值角度看，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1%，显著高于制造业整体增加值增速，这充分显示出数字产品增长态势的强劲。
2、人工智能发展迅猛
2025年年初，DeepSeek的崛起令人振奋，这一事件展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从技术跟跑迈向技术并跑的发展态势。
根据工信部统计数据，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规模为3194亿元，预计2025年将达到3985亿元。
整个“十四五”时期，人工智能行业年均增长率为23.7%。尽管预计“十五五”阶段增速会有所放缓，但五年累计发展仍十分迅速。预计到2030年，“十五五”最后一年，人工智能产值将达到1万亿元。再过五年，到2035年，人工智能行业规模有望达到17000亿元人民币。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动能。
在硬件领域，可采取稳健推进的策略。而在政府政策红利方面，仍有进一步挖掘与拓展的空间。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GDP增速目标为5%左右，彰显了国家稳增长的决心与信心。同时，CPI目标调整为2%，这一变化反映了当前经济形势下对价格低迷的担忧，以及对合理增长的期望。
相应地，这意味着未来政府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产能利用率，扩大内需。
财政政策方面，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赤字规模较上年增加1.6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1.2万亿元。此外，计划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其规模较去年有所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也较上年增加5000亿元。2025年合计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为11.86万亿元，较上年增加2.9万亿元。通过上述财政支出安排，可以看出今年财政支出强度明显加大。从具体支出项目来看，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自身债务扩张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刺激消费，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并定向支持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与领域，同时助力地方政府化解隐性债务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息降准，保持流动性充裕，更大力度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
这一货币政策的定调延续了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即保持适度宽松。当前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复苏基础尚不稳固，仍处于艰难爬坡阶段，因此需要货币政策维持宽松态势。同时，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未来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包括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旨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未来，这些行业有望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而相关政策红利也将持续释放。
自去年政府提出“两新两重”政策以来，其实施效果已初步显现。2025年，政府将继续大力支持“两新两重”，计划发行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并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设备更新，相关资金规模较去年有所增加。从前期数据来看，2024年规模以上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8.1%、23.7%和9.9%。此外，土壤耕整机械、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农产品加工专用设备、挖掘机等产品的产量分别增长46.3%、19.4%、16.4%和13.5%。这些数据表明，去年“两新两重”政策已取得显著成效。鉴于今年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预计该政策将产生更为积极的效应。
在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下，2025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汽车产量增长13.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47.7%，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此外，充电桩产量增长32.2%，家用电器产量也呈现明显增长态势
（二）挑战
1、信心问题
当前，各界信心仍需进一步提升。最新数据显示，房地产投资开发增速为-9.8%，尽管较去年大部分月份有所收窄，但降幅仍接近10%。在统计的70个城市中，新房价格指数仅太原、上海两城市同比略有增长，其余68个城市仍处于下降态势，表明稳定楼市和房价的任务依然艰巨。从投资数据来看，民间投资增速为0，外资企业投资下降10%，反映出提振投资信心面临较大挑战。虽然私营企业是增加值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但投资不足将影响未来产能积累和发展方向，进而制约未来发展潜力。此外，本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日均发电量同比下降1.3%，这是近一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发电量的负增长反映出企业开工不足，提振信心任重道远。
2、外部不利因素
当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特朗普上台后在全球范围内挑起的贸易战。在其上任近两个月内，频繁传出加征关税的消息。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美国已对中国部分产品加征了20%的关税。此外，特朗普声称未来将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即在世界范围内，若对方国家对美国产品征收多高的关税，美国也将对等征收相同水平的关税，该政策计划于4月2日起实施。然而，这一政策仍存在不确定性，因为特朗普政府此前多次调整关税政策，使得相关情况难以进行严格估算，以下对特朗普关税效应进行简单分析。
202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4.7%。根据对出口与关税弹性的测算，新增20%的关税将导致中国2025年整体出口下降2%。若不再加征关税，出口下降幅度为2%；而若实施“对等关税”，中国出口将下降3.5%。根据经济增长对出口弹性测算，新增20%的关税会使中国今年GDP增速下降0.15个百分点，
如果特朗普征收“对等关税”GDP增速会下降0.26个百分点。
这一影响较为显著，今年设定的目标是5%，若在各界努力下能够实现该目标，但由于受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冲击，经济增速可能仅能达到4.75%左右。
若考虑中国通过墨西哥转口的间接影响，电机、电气、音像设备等产品对美国和墨西哥的出口规模均较大。若美国加强对原产地规则的要求，中国将无法通过墨西哥绕道出口至美国，这将带来更大的冲击。
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不仅对中国造成影响，而且使世界各国都陷入贸易混战，导致全球经济发展、经济一体化受到严重威胁。近期，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G7刚刚召开会议，反华论调非常明显。尽管G7内部存在分歧，但各国对中国的态度相对一致，表现出较为不友好的立场。
六、政策建议
（一）加强自主创新，培育技术新动能
发展的基础是安全，首先确保产业安全，未来要聚焦关键核心领域，开展自主创新，提高产业发展自主可控性和安全稳定性，全方位筑牢发展根基。通过加强产业基础再造，集中优势资源破解“卡脖子”难题，孵化升级更多的基础材料，提升产业发展韧性的同时，为新技术突破和新产业发展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支撑。
（二）发展新动能不能忽视传统动能
当前，约80%的经济增长和产业活动仍依赖于传统动能，仅有20%依靠新动能。因此，未来的发展应注重新动能与传统动能的协同发展。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能够将传统产业的生产设备和生产线整合为有机整体，实现精准供需匹配和高效全流程管理，为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生产运营提供有力支持，从而在未来为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三）涵盖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新动能需要做出努力
以跨境电商为例，尽管其发展迅速，但2024年其占全部进出口的比重仅为6%，仍有较大发展潜力。可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推进：一是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提升运输效率与通关速度；二是政府制定更明确且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三是充分发挥供应链金融的作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便捷的融资渠道，助力其更好地走出去。
（四）机遇
3月16日，政府发布了提振消费的行动方案，内容十分全面。以下是关于落实该方案的几个关键方面：
1.增收，
持续的收入增长是促进消费的基础。政府需采取更加积极的民生政策，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拓展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推动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
2.减负，
政府应将生育养育、教育、养老保障等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有效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3.扩大消费场景
，积极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持续推广“营销智能+消费”，不断提升消费能级。
在各界不懈努力下，培育新动能才能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发展。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亟待新动能提振的中国宏观经济”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毛振华
指出，
当前经济形势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的基本态势，仍在着力寻找或筑牢经济底部，但也有积极表现。
两会的召开为经济政策的进一步部署奠定了基础，增强了实现全年目标的信心。然而，经济大格局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问题。外部需求方面，进出口下滑在意料之中，但特朗普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特别是俄乌战争结束后，特朗普对中国可能采取的政策值得警惕。尽管中国对特朗普的策略有定力，但出口面临的困难局面仍需重视。投资方面，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的提升面临信心和能力的双重挑战，其投资能力的培育需要更好的政策支持，而国有企业投资虽基本稳定，但进一步扩大存在困难。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短期宏观政策的发力点，但财政政策的效用尚未充分发挥，市场反应不够强烈，需要进一步发力，
特别是在支持劳动者收入和实体企业方面。政府在稳房价等政策上应更加积极，以增强市场信心。
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
孙明春
提到，尽管特朗普上台后挥舞“关税大棒”导致贸易不确定性增加，
但人民币汇率不宜贬值。
从基本面来看，中国外贸顺差接近万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处于历史高位，显示出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汇率缺乏贬值的基础和必要。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的流出部分源于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若进一步贬值，将加剧资本外流，形成恶性循环。相反，若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或升值，将有助于稳定资本流动，避免因贬值预期导致的资本外逃。因此，即使面临贸易战升级的压力，人民币汇率也不应大幅贬值。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资产价格和经济基本面具有积极意义。从历史数据来看，人民币汇率与资产价格呈反向关系，汇率升值往往伴随着股票价格上升，反之亦然。当前环境下，随着政策的支持和市场信心的增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条件已经具备，且升值预期将有助于推动中国资产价格的进一步回升，特别是对香港股市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美元指数的贬值也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空间。央行通过中间价管理显示出维持汇率稳定的决心和能力，而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也为汇率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
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资产的吸引力，还能进一步巩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
张斌
认为，当前宏观经济虽有改善，但实体经济仍面临需求不足的困境，整体经济处于关键的“爬坡”阶段。此时，逆周期政策的实施和经济政策的灵活调整至关重要，以助力经济尽快走出需求不足的局面。
公共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引领作用，能够打破需求不足的困境。
需求不足表现为市场失灵和收入-支出-信贷的内生负向螺旋循环，仅靠市场内生力量难以走出这一局面，而公共投资作为外生的快变量，能够在短期内实现较大变化，为经济提供动力。
历史经验表明，消费和投资是相互促进的，且投资对消费具有支撑作用。因此，走出需求不足不能完全依赖消费增长，而应通过消费和投资“两条腿”走路，特别是公共投资能够摆脱市场内生惯性，独立发挥作用。
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
缪延亮
指出，从广义货币结构变化来看，当前我国货币供应总量充裕，但货币传导效率受限，存在三个重要结构性失衡。
一是定期存款偏多、活期存款偏少，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
尽管M2与M1的剪刀差有所缓解，但货币空转问题仍需关注。
二是居民存款偏多、企业存款偏少，反映出居民消费意愿不足，企业经营困难，资金循环不畅，
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和运营能力。
三是金融存款增加、实体存款增速相对较低，
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银行负债成本上升，净息差收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受到一定影响。
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货币政策应保障货币供应的弹性，满足市场交易需求，同时约束货币供应纪律，防止资金空转和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通过生育补贴、养老保障、农民工市民化等措施，特别是向低收入人群倾斜，提高居民消费倾向，缓解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打通居民消费到企业投资的循环。此外，通过财政贴息等方式引导货币供应流向实体经济，提高实体经济回报，从根本上改变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的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
杨瑞龙
指出，当前经济处于回稳复苏状态，但基础尚不牢固，实现全年5%的增长目标仍面临挑战。近年来，尽管宏观政策强度有所提升，但边际效率递减，政策成本上升，影响了政策效果。为提高宏观政策效率，需从多方面入手：
一是强调宏观政策一致性，
避免合成谬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确保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在取向上相互配合；
二是健全预期管理机制，
通过政策解读、信息公开等方式稳定公众预期，增强市场信心；
三是加强政策力度和强度，
针对存量受损和资产负债表受损问题，实施一揽子刺激政策，传递强烈政策信号，打破负向循环；
四是确保政策目标与手段匹配，
聚焦重点目标，配备足够且独立的政策工具；
五是协调短期逆周期政策与中长期结构性政策，
确保短期政策有利于长期结构性政策的实施，推动市场化改革。
综上所述，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关键。需通过政策一致性、预期管理、政策力度强化、目标与手段匹配以及短中期政策协调等多方面措施，提升政策效力，保持经济复苏态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